扼杀在摇篮中的末代皇帝剧本

2016-06-07 孟向荣 中华读书报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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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逢时的电影故事片剧本


在述及李文达完成《我的前半生》之后,撰写的反映末代皇帝溥仪改造生涯的电影剧本之前,有必要谈谈张临平所撰《纪录影片〈溥仪〉在文革中的辗转沉浮》。这篇文章介绍了中国新闻社拍摄的大型彩色纪录影片《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从酝酿、拍成、在海外发行到“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批判、封杀的全过程。肯定是由于适应国内外宣传的需要,在同一时间节点上,也产生了李文达创作的电影剧本。


这个剧本是典型的生不逢时。李文达写出剧本初稿之际,对剧本质量的认识还没有谱,已经联系了文化部电影局局长陈荒煤,得到支持后,初步决定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谢铁骊操刀,邀请演员赵丹出演溥仪,接下来就要进入修改、确定剧本,组织拍摄工作的阶段,无奈“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李文达遭到批判并被投入监狱,文化部电影局系统,也因为承接了这个剧本的缘故,许多人受到残酷迫害。据笔者所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真因是第一个提出溥仪的传奇经历“可以写成剧本”的人,也为此事加重了他的“罪责”。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新闻社组建了南海影业公司,重新编导了《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在原有影片素材的基础上,又增加拍摄了许多新内容,更名为《末代皇帝——溥仪》,由海外发行,改为国内外公开发行,并在香港上映时创下了纪录片票房的最佳业绩。而李文达当年写出的电影剧本就默默无闻了。中意英合拍由尊龙出演溥仪的电影《末代皇帝》和国内由陈道明出演溥仪的电视连续剧,都是参考了溥仪所著、由李文达执笔的《我的前半生》而重新创作的,其内容与这个电影剧本没有关系,遑论后来大量产生的涉溥题材影视作品了。


群众出版社2013年版《我的前半生》


李文达创作电影故事片剧本的构想


这个电影剧本用300格一页的稿纸写了205页,页面上有删削和增益,为李文达原始手稿。剧本没有名称,笔者从群众出版社“文化大革命”档案中的批判文章里得知它叫《末代皇帝》(以下姑且称为《末代皇帝》)。在剧本之前,李文达写有“先说明几点想法”一文。

①写溥仪的改造,是写我们的工作,是反映毛主席思想在改造罪犯这条战线上的伟大胜利,是反映党的改造罪犯的政策的威力和光辉。因此,作品里虽然以溥仪的经历为故事主线,但主要写的却是我们的改造工作;通过正面人物,表达主题思想。


②我对战犯工作了解有限。据几年来接触的材料来理解,“绝大多数的罪犯是可以改造的”,是在这几个条件下实现的:一、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和马列主义政党领导下;二、正确执行毛主席制定的政策,坚定遵循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阶级斗争与人道主义相结合的方针;三、学习毛主席思想,正确走群众路线,运用社会力量;四、思想教育结合了实际——历史事实、新社会的现实、犯人的活思想;五、要有一批立场坚定、忠于革命事业、具有崇高共产主义理想、忠实执行党的政策、努力学习、勤勤恳恳的劳改工作人员。最末一条在实际中占多大比重暂且不说,在文艺作品中却是反映上四条的关键。我在作品力图塑造出这些英雄的代表形象,效果如何却不敢说。


③这是按照故事片的样式写的。我考虑如果全照真人真事来写,局限性太大;写出来的东西,不如故事片更有艺术感染力量。我参考了《聂耳》和《鲁迅传》(剧本)的办法,凡是属于本人的事情,基本取材真实历史,比起《我的前半生》来,有删有补,但不矛盾;溥仪本人以外的人物——所方人员、战犯、群众等人,则经过艺术概括,加以典型化了。(选用的细节,大都真实,不过或张冠李戴,或合而为一,并加以个性化)如果从纪实观点来要求,情节未免太凑巧,但作为故事片来写,人物的选定与人物关系的安排,自然要集中一些。这个写法,不知究竟妥不妥当。


④日本战犯的改造,事实上更突出、更生动,影响也很大。对溥仪的改造,也很有积极影响。因此在作品中占了相当比重。


⑤对日本的宽大,也许会引起一种议论:这不是“以德报怨”吗?这不成了“对敌仁慈”了吗?问题是革命的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区别何在。这两者有本质区别,无论是在做法上,还是在目的、效果上都不同。归根结底。两种人道主义是为不同阶级利益服务的。我试图通过正面人物的思想和日本战犯回国后的表现反映出这点来,却不知写得对不对,够不够。以上的想法和作品中实际的表现,究竟对不对,请指示。


剧作者


李文达所述“阶级斗争与人道主义相结合”语,是1956年初,罗瑞卿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有关劳改工作的情况时,毛泽东亲口对罗瑞卿所说。“参考了《聂耳》和《鲁迅传》(剧本)”语,指的是由赵丹出演聂耳,已经拍摄完成、在全国公演的电影故事片,而《鲁迅传》仅仅是一部剧本,也准备由赵丹主演。《鲁迅传》和李文达的《末代皇帝》是一样的遭际,“运去不逢青海马”,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夭折了。至于“请指示”,应该是既向公安部有关领导、又向文化部有关领导请示。公安部有关领导的态度俟考,但“文化大革命”中,大字报“李文达背着谢(富治)部长”的说法,我是不太相信的。


树立公安劳改干部光辉形象


《末代皇帝》与《我的前半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的前半生》是文艺性自传,传主按照自己生平的顺序叙述经历和思想,《末代皇帝》则大量运用电影手法的倒叙和插叙,突出画面的转换,形成了凝练的电影演事。例如:根据《我的前半生》1996年第19次印刷本,溥仪从出生到被苏联红军押解回国,写了396页,而改造和新生部分写了171页。《末代皇帝》则从1950年的中苏边境绥芬河火车站中苏交接战犯写起,通过溥仪在烦恼中的回忆和溥仪在东交民巷买的一块法国金表的时针转动等,在205页的稿面的前30页,就把他的前44年的经历和思想和盘托出。


省略溥仪的生平,是为了集中笔墨塑造公安劳改干部的光辉形象。剧本设置了复线演事结构,第一是“所方”干部与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战犯的矛盾冲突,第二是“所方”干部与日本战犯的矛盾冲突。其中穿插了两条副线:“所方”领导对“所方”干部的教育;溥仪与其他伪满战犯的关系。平心而论,这些内容在《我的前半生》中有些是不能充分表现的。在《我的前半生》还处于“未定稿”阶段,决定书稿命运的专家学者们指出:“全书材料取舍,应符合自传体裁的要求,以亲身经历为主,其他枝蔓尽量删削。为了说明事实原委而必须引用一些其他材料时,也要写得简单扼要,不必做过多的铺叙。”还有专家学者指出,书中所写公安民警所做工作,这是他们应做的工作,可以做必要的删略。李文达以强烈的公安干部意识,完成了自传体裁向电影故事片剧本体裁的转移,不仅《我的前半生》溥仪被改造的历史细节在《末代皇帝》中基本都有,而且突出了公安劳改干部对他的教育,同时塑造了《我的前半生》所没有的日本战犯“武士道”“小胖子”“哑巴”形象,通过公安劳改干部对他们的斗争、帮教、感化以及实现的巨大改造成效,把中国共产党人改造日本战犯与美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利用日本战犯的本质区别准确、生动地传达出来。



溥仪


诚然,本着创造“第二自然”的美学原则,《末代皇帝》中的一号男主角“所长父亲”、一号女主角“女儿肖梅”以及与他们相关联的许多人物故事,属于“或张冠李戴、或合而为一”的虚构,产生艺术感染力的地方“情节未免太凑巧”,但唯此才称之为电影故事片。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李文达20世纪60年代去过抚顺战犯管理所,他是有生活的。仅举一例:1961年5月29日李文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调研时,给群众出版社领导写信说:“管理所正紧张着,修房、粉刷、修整庭院、改建礼堂和展览厅等等,真像刚接收时的样子……”“刚接收时的样子”距李文达去抚顺有十年之遥,《末代皇帝》把它描写得很逼真。


寻觅“民间纸片”


《末代皇帝》其实就是半个多世纪前存留下来的若干纸片。2006年春天,笔者阅读群众出版社“文化大革命”档案后,问询过1964年版《我的前半生》责任编辑王兰升,他说当年看过李文达写的这个剧本。在没有电脑和复印机的情况下,未见铅活字排版或蜡版刻印,这个剧本哪里去了?应该说,它曾经躺在群众出版社的档案库里,后来不翼而飞地流失民间了,或早就付之一炬或扔进废纸篓……直到2013年春天,由于偶然的机会,我才在收藏家方继孝家里发现了这个剧本,并且在2016年春天阅读了这个剧本。方先生从事纸片收藏活动,已经有三十多年了,不表他的诸多藏品的珍贵历史价值,仅《末代皇帝》这些纸片对于群众出版社而言,就让人心中产生了激动。它对《我的前半生》各个版本和溥仪生平摄影集完成了天造地设的必要补充。扩大到社会的角度,它也为各类体裁、林林总总的涉溥题材作品增色。面对方先生在民间淘宝的艰辛和敬业,我表示由衷地感谢。


2016年3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拙作《探寻丢失的历史——〈我的前半生〉出版史话》“自序”有云:“历史只要还存在(现在流行口述历史,倘无人口述,或许就不存在了),很难丢失。殷商甲骨、汉晋简牍、敦煌石窟,似乎都丢失过,后来堂而皇之地回归存在。我们所谓探寻丢失的历史,即指把原先隐而不显或藏之名山、埋之深土的珍贵历史文献、文物挖掘出来,以期开阔人文视野,提升认识境界。就《我的前半生》这本书而言,它的图书档案就是它的历史。成书半个世纪后,它也从‘丢失’而凯旋!”


权作本文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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